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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對網絡作品的保護尚待完善

來源:www.761170.tw     編輯:admin     發表時間:2014-01-27 09:25:07     瀏覽:

傳統《著作權法》以權利保護內容為主,現行《著作權法》為技術創新者建立起了初步的責任規避機制,如避風港條款的設立,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如對間接責任的具體構成要件,特別是關于主觀認知要件的認知、替代責任的適用問題均無法形成統一認識。法律的不確定性,對技術產業產生了巨大的危害。因此,在合適的條件下,應通過最終修改法律或者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對一些要件設立具體的判斷準則,從而解決裁判標準不一的問題。
 有關網絡著作權保護立法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一些權利義務并未作出規定。比如,臨時復制。我國著作權法體系中的網絡傳播是指上載式傳播,對于上載前的儲存(即為網絡傳播而進行的復制)法律并不禁止,《著作權法》并未對臨時復制作出規定,剛實施的《信息網絡傳播權條例》也是如此。
2、個別定義還需作出進一步的解釋。比如,什么是信息存儲空間?哪些屬于信息存儲空間?這些問題在司法實踐中看法不一,法律上也沒有一個具體的定義和標準,這就可能導致因法律適用不同而出現判決標準各異的現象。
3、一些關鍵條款還應作出明確界定。比如,“非商業目的的使用”。對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筆者也是贊同的。但《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畢竟是現行生效的行政法規,而且《著作權法》作為法律淵源,均未在條文中對著作權人權利的限制規定一個“非商業目的的使用”的一般條款,這未免有失嚴謹。
(二)管轄權規定較為混亂,容易引起管轄爭議
《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十八條對侵權行為地進行了解釋,即其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發生地。人們對被告住所地的確定不存在爭議,但對網絡著作權侵權案件的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發生地如何界定存在爭議,因為網絡虛擬世界無國界,人們幾乎在全球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瀏覽到侵權品。對此,《網絡著作權解釋》第1條規定“網絡著作權侵權糾紛案件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侵權行為地包括實施被訴侵權行為的網絡服務器、計算機終端等設備所在地。對難以確定侵權行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發現侵權內容的計算機終端等設備所在地可以視為侵權行為地”。這里,網絡服務器、計算機終端所指的對象是什么?法律并沒有進一步明確。
并且,《著作權解釋》第4條規定,對侵犯著作權行為提起的民事訴訟由著作權法第46條、第47條所規定的侵權行為的實施地、侵權復制品儲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很顯然,該解釋中的侵權復制品儲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與《民事訴訟法》中關于侵權行為地的規定相去甚遠。比如,扣押地就是司法或行政部門行使職權時憑主觀意志確定的,與侵權行為地明顯不同。如此規定給人以管轄混亂之嫌,管轄爭議在所難免。另外,《著作權法》已于2010年進行了修正,其中第46條及47條已不再涉及管轄權問題,而有關司法解釋卻未及時跟進修改,這極易造成國民對各級法律規范之間的嚴密性與可行性產生誤解,從而對我國民主與法制化建設產生消極影響。
(三)侵權者的主觀過錯難以認定,歸責原則仍需完善
《網絡著作權解釋》對網絡終端用戶的侵權行為應適用何種歸責原則并未作出明文規定。該解釋第四、五、六條的規定具體闡述了網絡服務者法律責任,分別為“網絡服務提供者通過網絡參與他人侵犯著作權行為的,人民法院將追究其與其他行為人或者直接實施侵權行為人的共同侵權責任”、“提供內容服務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明知網絡用戶通過網絡實施侵犯他人著作權的行為,或者經著作權人提出確有證據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權內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權后果的,人民法院也要追究其與該網絡用戶的共同侵權責任”、“提供內容服務的網絡服務者,對著作權人要求其提供侵權行為人在其網絡的注冊資料以追究行為人的侵權責任,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的,法院追究其相應的侵權責任”。同時在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免責條件部分指出:“如果著作權人不能或者沒有向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其身份證明(如身份證、法人執照、營業執照等有效身份證件)、著作權權屬證明(包括著作權登記書、創作手稿等)和侵權情況證明(包括被控侵權信息的內容,所在位置等),則視為未提出警告或者未索要請求。”由此可知,網絡提供者是否承擔責任以“明知”這種主觀意識狀態為前提,其在“不知”或“應當不知”的情況下,即使造成了侵權后果也無需承擔責任,因此可推斷其適用《民法通則》中一般歸責原則,即過錯原則。
但是,在過錯責任原則下,網絡作品侵權的舉證責任由原告承擔,由于網絡上侵權行為的隱蔽性、靈活性、流動性,發現侵權事實的著作權人,很難證明侵權行為的存在及侵權行為人的過錯,即使是已明知的侵權行為,都有可能被聰明的侵權人運用現代網絡技術加上種種規避法律責任的措施從而逃避法律的懲罰。
(四)侵權損害難以認定,賠償標準尚需細化
王澤鑒先生認為,損害“系指權利或利益受侵害時所生之不利益。易言之,損害發生前之狀態,與損害發生之情形,而相比較,被害人所受之不利益,即為損害所在”。知識產權的作用體現在被使用上,如果使用人越多,知識產權所體現的價值就越大;如果這項知識產權從來未傳播,未被使用過,該權利的價值就無從實現。因此,衡量權利人是否遭受損害,應當結合作品上載到網絡前后作者收獲的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來考慮。國外版權聯盟曾委托一些中介機構,對報紙和圖書上網以后對現有媒體的發行率的影響進行研究,結論是:負面并不是很大,甚至由于網上傳播,反而有正面影響。不論網上傳播是否有益于報刊的發行率,但版權人的利益(或者不利益)是與網絡傳播對傳統媒體發行率的影響相關的。如果網絡傳播異常發達,導致報刊、雜志無人購買(發行率極大降低),則可以認定作品一旦上載到網絡上,版權人就存在損害事實。反之,如果網上傳播的實際效果是給作品做宣傳,給版權人做廣告。網上宣傳促進了作品的銷售,則版權人因網上傳播而得益。對于網上傳播是否給版權人帶來民事損害,需要作進一步調查研究。鑒于我們網絡發展的現狀,版權人即使受到損害,其危害性也是極其微小的。同時,正是由于網絡運營者的這些網絡上載行為,才豐富了中文網絡的內容,增加了中文網絡與世界上其他網絡的競爭力,這最終有利于包括版權人在內的全球華人的利益。
但是,就網絡著作權侵權而言,損害事實是構成侵權的必備要件。此外,對于侵權賠償的數額標準,現行法律尚無明確規定,這無疑會給此類案件的公正處理帶來隱患。
(五)交易成本過高,授權機制仍待完善
如何取得著作權使用許可已成為一個制約全局的“瓶頸”問題,最典型的就是建立使用許可關系的通道不暢,傳播者面臨著“獲得授權”難、“構成侵權”易的困境。著作權的行使由權利人親歷親為從來就是件困難的事情,尤其在數字時代,網絡傳播權的行使即是一例。網絡傳播權所涉及的使用者一方是數字圖書館、數據庫制作者、網絡服務提供者,面對浩如煙海的作品和數量龐大的作者,使用者要一一獲得授權許可的難度及其所要付出的交易成本是可以想知的。這里的交易成本是指使用者為尋找作者、進行談判簽約以及簽約后為解決合同本身存在的問題所花費的時間、精力、金錢等。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制度成本,即因缺乏有效的授權機制、缺乏信息溝通而導致的費用。同時,著作權人也要付出交易成本。面對數字技術和網絡環境,單個著作權人個人控制權利的能力更加有限,勢單力薄的個人作者幾乎無法主宰作品在網絡空間的命運。這樣,在著作權人一端,雖擁有作品及權利卻無法實現其利益,而在使用者一端,因沒有取得授權而不能合法利用作品。由于交易成本過高而減少交易或者使潛在的交易難以轉化為現實的交易,這樣在著作權人和使用者之間就呈現一種“否定性平衡”。否定性平衡以不交易為終結,就個案而言,交易不成,著作權人和使用者都沒有得到什么也沒有失去什么。但就社會而言,由于作品的傳播渠道不暢通,公眾獲取知識和信息的需要不能得到滿足,最終將導致社會資源的閑置和浪費,文化科學事業以及相關產業的發展也將因此受到阻礙。
(六)合理使用還應進一步規范,三方利益尚需有效協調
我國《著作權法》規定,合理使用必須具備以下四個條件:(1)被使用的作品必須已經發表;(2)使用作品的目的必須是出于非商業用途;(3)合理使用不應侵犯著作權人的著作財產權以外的其他合法權力;(4)合理使用還需尊重被使用作品著作權人的著作人身權,使用作品必須指明作者的姓名、作品名稱、作品的出處等。
  合理使用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理性規則”。法律確立合理使用原則,是為了避免因著作權人獨占發行權而阻礙商品的自由流通進而阻礙文化的傳播。在網絡環境下,作品的傳輸幾乎是暢通無阻的,立法者面臨的問題已不是如何合理地消除作品在流通過程中的障礙以保護社會公眾利益的問題,而是作品在過于自由的流通條件下著作權人的利益該如何得以有效保護的問題。昔日作為作者權利、傳播者利益和公眾利益的最佳協調器并屢屢為受到挑戰的著作權化解危機的合理使用制度,而今卻成為網絡環境里使得公眾權利、傳播者利益和作者利益沖突激化的癥結,尤其當技術保護措施進入《著作權法》,增強了對著作權的保護,卻阻礙了合理使用權的行使。
(七)法定許可范圍嫌窄,無法適應網絡作品轉載現狀
考慮到近年來網絡轉載、摘編紙媒作品或紙媒轉載網絡作品的現象日趨嚴重,《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草案)曾對法定許可擴大了適用范圍,其第七條規定:“文字作品、美術作品、攝影作品在報刊或者信息網絡上發表后,除著作權人事先聲明不得轉載、摘編的外,可以在報刊或者信息網絡上轉載或者作為文摘、資料使用,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和出處,按照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權利。”該條款明確了網站上載作品的范圍限于文字作品、美術作品、攝影作品,主要針對的是網站對紙媒作品的上載問題,意味著網站在上載紙媒非涉及時事性的新聞或文章時,如著作權人沒有聲明不得傳播,其行為可以適用法定許可。該條款同時也賦予了紙媒轉載、摘編網絡作品的權利。然而,由于該條款內容與《網絡著作權解釋》的規定相重合且未涉及其他形式作品的網絡傳播問題或者其他某些因素,現行《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只規定了兩種法定許可情形,較之《草案》關于法定許可的規定略微保守,不能夠適應網絡轉載、摘編紙媒作品的愈演愈烈的現狀,可操作性也不及《草案》第七條。并且,對紙媒轉載網絡作品也未作出規定,一定程度上導致涉及紙媒轉載網絡作品的案件中無明確法條可循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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